魏晋博物学与唐诗之路的兴起——余 欣

“唐诗之路”兴起于唐，而其肇启之思想文化之源，实植根于魏晋博物学。

博物学是指关于物象（外部事物）以及人与物的关系的整体认知、研究范式与心智体验的集合。中国古代博物学传统的奠定，可以追溯到《山海经》。比较明确地阐发博物学概念的论说，当推西汉刘秀《上山海经表》：

禹乘四载，随山刊本，定高山大川。益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岛岛，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着《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着明者也。……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经》者，文学大儒皆读学，以为奇可以考祯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故《易》曰：‘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焉。

由此可见刘秀的博物学概念囊括山川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土贡异产、珍宝奇物、祯祥变怪、绝域殊类、远国谣俗，实际上是一个关于外部世界图式的整体架构。其中祯祥变怪与博物学知识系统的关系有必要特别指出，博物学本包含祯祥，是博物学知识实用性的一个主要层面，而祥瑞的发现和类目的增加，其实也与博物学著作所塑造的自然观有很大的关系。

此种理念为后世博物学家所承袭，并有所增益。最具代表性的东晋张华《博物志》，观其篇章结构即可一窥端倪，举凡地理山水、人民物产、异国殊俗、鸟兽虫鱼、物性物理、药论药术、方士服食、礼乐文籍、服饰器物，乃至杂史异闻，无不悉备，令人叹为观止。

战国秦汉以降所奠定的包含祯祥在内的博物学传统，因充满方术气的魏晋志怪小说和《异物志》之类的撰作之流行，使得博物学之知识体系和异质意象扩张臻于极盛，至唐代仍为《酉阳杂俎》和《北户录》所继承。在此过程中，方士在建构博物学体系中的作用，以及方术与博物的互动关系，最为值得注意。王瑶先生指出：

山川异域在交通不便的时代看来，具有很浓重的神秘性和伟大感，因之也是最合于神仙所居的假想地方。借了荒漠绝域的隔阂来自炫其术，又夸示珍物异宝以示其实有，所以博物地理便成了方士的专学了。《山海经》略显于汉而盛于魏晋，郭璞为作注文和图赞，后江灌亦有图赞，方士们常喜言及。因了人类的好奇心和难知底蕴的神秘感，地理博物的材料遂借着“奇”一而变为方术了。张华的“多通图纬方伎之书”，和“博物洽闻，世与无比”，就是属于这一类。

“唐诗之路”上的天姥山、天台山均为“圣山”，而终点以天台山为指归，亦导源于天台山所建构的圣境意象。孙绰《天台山赋》云：“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也。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皆玄圣之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夫其峻极之状、嘉祥之美，穷山海之瑰富，尽人神之壮丽矣。”序文中以海外仙山蓬莱状天台，突出其为“灵仙之所窟宅”，多“嘉祥之美”，与《山海经》作为方士对于殊方异域、祯祥变怪介于虚实之间的世界想象与历史记忆，可谓一脉相承。作为山岳崇拜与圣迹崇拜集于一体的天台山意象在唐代的扩张，终于形成诗人沿着“唐诗之路”，以天台山为旅行终点纷至沓来的盛景。

天台山不仅是神山，而且为魏晋名士求长生神仙提供了“神圣空间”，醴泉、紫芝、灵药，金庭、玉堂，仙人芝草等“仙物毕具”的实际功能则为莫大的关系。顾恺之《启蒙记注》云：

天台山去天不远，路经油溪，水深险清泠。前有石桥，路径不盈尺，长数十丈，下临绝涧，唯忘其身，然后能济。济者梯岩壁，援萝葛之茎，度得平路，见天台山蔚然绮秀，列双岭于青霄，上有琼楼玉阙、天堂、碧林、醴泉，仙物毕具也。晋隐士白道猷得过之，获醴泉、紫芝、灵药。今石桥名相山。”又道书所谓玉堂天台山，其山八重，视之如一，中有金庭不死之乡。许迈与王逸少书曰：“自山阴至临海，多有金庭、玉堂，仙人芝草也。”

直至唐代，天台山仍保持了“神仙所聚，多灵草”的形象。

王羲之可谓一位方士气极浓的名士，既是唐人追慕的精神导师，也是导夫先路的服食仙师。《晋书•王羲之传》云：

羲之旣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

王羲之的价值取向对后世影响极大，唐诗之路可以看作是对王羲之精神遗产的回响。

《山海经》所奠定的博物学传统，在魏晋时期逐渐成熟，并在隋唐之际幻生出绚丽的图景。博学之士，“一物不知，以为深耻”，究天地万象，察异域殊方，博观省思，穷源竟委，以期明万物之至理，登天下之大道。《博物志》、《异物志》，《玉烛宝典》、《酉阳杂俎》之类，层出不穷，良有以也。方术和博物又密不可分，多有互相交错融通之处，其与儒家经典文本为核心的主流文化之间也并非完全隔绝，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官学”之外的两面侧翼，代表了士人对于纯粹知识、实用技艺和闲情逸致的不懈追求之境界。对于这一人生境界的向往和追慕，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刺激了唐诗之路的诞生。

魏晋之际，“知识至上”多识之学迎来高潮，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书》详考《诗经》动植，被清儒赞为“讲多识之学者，固当以此为最古焉”。郭璞先后为《山海经》《尔雅》做注，堪称东晋博物之士翘楚。地理博物志怪撰作迎来高潮。唐代宰相李德裕亦习此学，撰《平泉山居草木记》：“因感学《诗》者多识草木之名，为《骚》者必尽荪荃之美。乃记所出山泽，庶资博闻。”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等大诗人，无不具有丰富的博物学知识。以博物多识为依归的唐代诗学和创作的兴盛，可以说是唐诗之路形成的又一学术和时代精神的源泉。

盛唐有意对中古天地农医阴阳灾祥知识进行系统整理，多部大部头总结论著问世，辅以类书编纂，使古代博物知识得以承袭扩散、层叠累积；中晚唐以段公路、房千里、刘恂为代表的博物学者开启亲身参验、“博而且信”的新风，对时贯今古、覆载六合的无涯之“知”的追寻和亲验实践的风尚相融合，共同构筑了近在遐迩又渺不可及的“异—常图景”。

文人雅士传承多识之学，除极少人可能专注于此外，多数人仅把它作为进阶其它知识之准备，博物多识或为读通经典，或为致知明理，或为涵养性情。对多数以经史为主业的知识人而言，博物仅出于完善知识结构考虑，未必躬行精研。但魏晋博物学的流布却导致了另一类似乎与博物学关系并不密切的“旅行文学”的兴起，以辉煌的诗篇照亮唐诗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