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唐诗之路与地理空间的建构——房瑞丽
卢盛江先生在《浙东唐诗之路唐诗全编》总序中说：“唐诗之路的关键是‘路’与‘诗’，路是载体，诗是内涵，而作为灵魂主体一定是‘人’。”杨义先生在《文学地理学的渊源与视境》一文中说：“在文学地理学中，无论是区域文化类型，文化层分剖析，族群的区分和组合，只要它们中的一些成分（比如个人、家族、族群）一流动，就能产生新的生命形体，就能产生文化，文学之间新的选择，新的换位，新的组接和新的融合，就可以在原本位置和新居位置的关联变动中，锤炼出文学与文化的新品质和新性格。”即文学的创作、文化的创新，与生活场域地理空间的转变有很大的关系。就浙东唐诗之路来说，唐代诗人是如何通过路（道路、心路、思路）的载体，建构起诗歌空间场域的呢？浙东诗歌之所以能够形成诗路，在空间编排中如何体现出来的？相关地理空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各自内部又有什么样的排列组合方式？与浙东唐诗创作的主题内涵和诗歌风格有什么样的关系？具有什么样的审美意义与价值？下面试图就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以东南滨海为总体感知的方位地理空间
宇文所安在《盛唐诗》中因江南地区在地理位置上与西北长安处于相对的方向，故而称之为东南地区，通常包括我们所说的江南东道和江南西道。并云：“由于八世纪诗歌中经常出现的方向性对称，东南地区成为与宫廷诗相对立的世界。”虽然宇文所安所说的东南地区的范围要比本文所涉及的浙东地区的范围要大得多，但东南之地更东南，或者说最能够代表“东南模式”的诗歌，恐怕就是浙东之地了。
李绅《龙宫寺碑》：“会稽地滨沧海，西控长江，自大禹疏凿了溪，人方宅土。”浙东以浙江为西界，东至海滨，从全国范围内来说，它是与地处内陆的西北长安在方位上是相对照的。因而当提到“浙东”这个地理概念时，本身就包含着地处东南，濒临大海，那么在政治价值等级差异上就是与西北政治“中心”长安相对应的“边缘”。长安是最高权力的中心，是儒家士人实现自己建功立业梦想的地方，因此“西北望长安”也成了知识分子群体对政治权利的追求与向往，对家国命运关注的共同心理情结。那么与西北相反的方位浙东，在价值的取向上也是与积极进取的政治诉求相反的对政治的疏离和规避。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的诗人，在生活空间上的选择，从政治中心长安转移到浙东，无论这种选择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本身都蕴含着对生命价值的选择，这种选择是放弃政治权利的追逐而疏离政治，回归山林。这也与吴越的历史积淀密切相关，“在秦统一之后的多数历史时段中，越地或者‘吴越’是大一统国家里的一个区域，或者是一方割据政权，有很强的疏离中原政权的地域特色。”
二、以佳山秀水为主体对象的自然地理空间
在佳山秀水的自然空间里，以镜湖、若耶溪、剡溪为水路的浙东游路线，将浙东地理景观系联在了一起。从钱塘江出发。中间经过浙东运河连接，到镜湖、剡溪，或者从镜湖游若耶溪，这些水路，连接着会稽山、天姥山、天台山地理坐标，三水三山成为浙东地理空间的主脉。以此为中心，诗人们舟行船上，在实地行程中，目及神会诸多浙东特有的景物意象，将地理空间进行填充，实现心路历程的升华，丰富了浙东空间的象征意味。多种具有特定心理折射的景物意象并置且交织成立体的地理空间，如山、鸟、云、树、溪、潭、舟、行人等等，在这个特有意象所建构起来的三维空间内，诗人的潜意识完成了某种逃避和脱离，为自己的心灵找到了依托和慰藉。
在山水交织的空间行走，或送友时想象着友人在此的行走，实际上就是一次心灵的自我释放过程。有一个精神指向就是完善自我，获得某种解脱。空间范围的缩小，实际上是新人心理空间在不断地受到压缩。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浙东诗歌中的空间描写都是在压缩的，越来越具体的相对来说比较细微的景物上，这与此诗的诗人当无法对抗外界的变迁和动荡时，选择回归内心，尽量在内心深处获得一片安宁之所有关。所以这样的空间结构是狭小的，是收缩的，是关注自我的，关注与自我紧密结合的周遭空间。如果从唐诗发展的分期来看，浙东唐诗从盛唐到中唐、晚唐，空间建构的逐步缩小，正是诗人心理变化的反映。
浙东山水地理意象的选取构成了地理空间，地理空间反映了诗歌审美，寄托了诗人的心理追求，完成了由外到内的转化。有时候地理意象排列密集，环环相扣，有时候又看似随意的摭取，但实际上都是诗人精心选择的结果，代表着诗人对审美，对诗歌艺术，以及对诗歌内蕴的把握。
三、以南朝名士为历史底蕴的人文地理空间
在总体方位感知所形成的空间场域内，其他地理空间的建构都是在这个框架内建构起来的，也使复杂的地理空间有了层次感。一经涉及到这个总体方位东南空间，就自然而然和这里的山水自然联系起来，而在这片风景尤异的空间里，那群优游其中的六朝名士们的足迹尚可追寻，王谢大家的流风遗韵让寻求失落自我的诗人们钦羡不已。唐人对于浙东的记忆也有来自六朝文人的记载。可以说唐代诗人一方面接受着来自六朝文人的影响，一方面又不断再塑造、再建构着“对地区意识的理解”。如《世说新语》等六朝典籍是诗歌中的六朝人物掌故的来源，而而对于浙东山水的印象和想象则主要来自于《文选》。
南朝梁萧统编纂的《文选》，在陈、隋没有被重视，到了唐代注解《文选》的人越来越多，曹道衡先生说：“唐代人热衷于为《文选》作注，正反映了此书在当时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李善在《上<文选>注表》中说：“后进英髦，咸资准的。”建议文选作为士子学习的范本。《新唐书·文艺·李邕传》：“邕父李善，居汴郑间讲授，诸生四远至，传其业，号‘文选学’。”可知《文选》在当时已经成为了一门学问，其影响可见。而《文选》对谢灵运的诗歌选录是最多的，其中游览诗和行旅诗两类就有19首之多，事实上也正是这两类诗对唐人的浙东诗路行的影响最大。六朝文人对浙东山水的描写通过《文选》的传播推介开来，在唐代诗人中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吸引。另外《世说新语》等著作中所记载的一些浙东六朝文人故事，也被唐代诗人凝练成诗歌的语言，强化了诗歌的地域色彩和情感倾向。
赵汀阳在《历史 山水 渔樵》一书中说：“在青史之外的青山没有意义，只因无人在场，无人提问，自然也就没有被赋予任何精神附加值。”反之，被人进行审美观照，被赋予人的情感的青山就是有意义的，特别是这里的“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是唐人仰慕钦羡的有着共同心理记忆的群体。因而这里的青山就更加具有“精神价值”了。
四、以山寺庙宇为精神指向的宗教地理空间
浙东景物，外在世界的宁静带来的是内心的闲然安然。诗歌最终要回归或者关照的还是诗人内心。葛洪《抱朴子外篇·自叙》：“古之修道者，必入山林者，诚欲以违远讙哗，使心不乱也。”浙东这里是佛踪仙源，云门寺、大佛寺、国清寺，等等，远离人间热闹地的山里深处的那一座座佛寺庙宇，正是厌倦或饱受世俗不公的诗人的精神寄托所在。浙东诗歌中的这种从外在地理空间到内在心灵空间的相互关照，也正是诗人们通过诗歌所要表达的内心诉求。魏斌：“在西方，山中修道院主要仍是作为一种信仰现象而存在。而在中国，以山寺、山馆为代表的山林文化空间，却溢出了信仰范畴，逐渐内化于知识精英的内心世界，成为一个独特的精神文化现象。”
在对历史底蕴人文景观和山寺庙宇宗教景观的空间建构中，由外转向了内，是对人自身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探索。诗歌的语言是要超越表面，而达到或要揭示更深层次上的内在情志，通过表面的地理意象所构成的地理空间，实际上是为了将内心深处那份情感或自我的一往情深寄寓其中。寄赠诗中寄托着对朋友的情谊，山水诗中寄托着自己对山水的喜爱以及山水对自己的认同，实际上是诗人的自我认同，所设定的空间，实际上是诗人的“秘密通道”安放内心，从而达到更深层次的精神领域。所以这些诗歌中所关注到的自然界万物都是诗人通过外部空间而达到的内在空间的转化。通过对自然世界的描摹，将自己的情绪和心灵得到安放或释放，多个意向或一首诗选择一个意向，都是为了主题表达的需要。所以这些空间既是实存的，也是抽象的存在，具有独到深刻的审美意义。
（五）以舟行溪上为日常的生态地理空间
《越绝书》载：“夫越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韦夏卿《东山记》云：“自江之南，号为水乡。日月掩霭，陂湖荡漾。游有鱼鳖，翔有凫雁。涉之或风波之惧，望之多烟云之思。”唐人漫游浙东，一般都是沿水路而来，或经京杭运河至杭州，或由浙西新安江经浙江路过建德、桐庐而来，至杭州钱塘江，然后以西陵为起点，经浙东运河到镜湖，再泛若耶溪，或经曹娥江上溯剡溪。水路是游历浙东的重要交通路线，那么在水上的行程，舟行溪上就成为了诗人们游历途中的日常生活常态，也是他们在浙东最为切身的感受，他们将目光聚焦在自己的目力所及的范围之内。伴随着舟行溪上的日常生活，孤舟片帆、夕阳清辉、沙汀鸥鸟、越女采莲等富有诗意的日常生活情境呈现在这具体的进行空间里，成为了一种艺术化的再现。
孟浩然《与崔二十一游镜湖，寄包、贺二公》“试览镜湖物，中流见底清。不知鲈鱼味，但识鸥鸟情。”孟浩然与友人游览镜湖，不仅紧紧抓住了镜湖的特色“清”，吴中的特产“鲈鱼”，而且诗中的“鸥鸟情”写出了朋友之间的情谊，而因为诗中运用了“鸥鸟”意象表明其中的情谊不是一般的友人之情，而是蕴含着高洁的志向在一起的情谊，表明友人之间是心灵相通之友，可见，抓住了地理景观的特色，而又通过特定意象的选取表达了心情、友情和志向。也可以看出，地理意象在诗歌表达中的深层内涵。这些地理意象形成了一个深层的场域，一些适合表现这个场域的特有产物、事物、景物都可以融汇其中，从而形成诗歌的语言，表达诗人的情绪和心灵深处内在的情蕴。
面对着不同的诗歌创作主题或者创作心态，在地理空间的建构上，有时候以某种地理空间的建构为主，但更多的时候是多种地理空间意蕴的叠合交错排列。在总体方位感知下，诗人们完成了自然山水的诗情画意、地理意象的细致描绘、历史文化底蕴的深刻表现等的书写，从地理景观、地理意象到地理空间的建构安排上，形成了浙东诗歌空间的整体氛围。在这样的空间场域里，表达着诗人对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以及自然本身关系的理解。地理空间的建构及其排列组合方式，对诗歌主题和情感的表达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而浙东诗歌的审美价值就在诗人对这自然景观、地理意象的选取与欣赏中而建构的地理空间上体现了出来，也形成了浙东诗歌所特有的审美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