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地饶古迹世人皆忘归——徐跃龙
中国唐诗之路发现者、首倡者竺岳兵先生,早在1991年在中国首届唐宋诗词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论文《剡溪—唐诗之路》,首次提出了唐诗之路概念。他认为,所谓“唐诗之路”,是指对唐诗特色的形成,起了载体作用的,具有代表性的一条道路。根据这一定义,则这条道路由以下三个要素构成:(一)范围的确定性: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区,有大量的风望甚高而格调多样的唐代诗人游弋歌咏于此。(二)形态的多样性:诗人在这一区域旅游的表现形式丰富多样。(三)文化的继承性:这一地区的人文景观、自然景观,与唐诗有着整体性的渊源关系。三要素中的任何一项,都不能单独形成或构成“唐诗之路”。
中国李白研究会原会长薛天纬先生认为,竺岳兵先生提出的唐诗之路概念,属于新兴的“文学地理学”范畴。文学地理学,顾名思义,应该是研究文学与地理的关系;如果把文学限定为唐诗,则是研究唐诗与地理的关系,研究唐诗产生的地理条件。从学理上说,面对一首唐诗,一般总会包含、会显示某种“时”或“地”的因素,是在特定的“时”与“地”的条件下生成。千年之后,“时”的因素消失了,一去不复返了,但“地”的因素仍然存在——即使会有一定程度的变化。孟浩然诗有句:“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与诸子登岘山》)正是讲了这个道理。
同时代诗人丘为在《送阎校书之越》诗中写到:“南入剡中路,草云应转微。湖边好花照,山口细泉飞。此地饶古迹,世人多忘归。经年松雪在,永日世情稀。芸阁应相望,芳时不可违。”写的就是在南入剡中即今新昌的路上,人文古迹众多,让人流连忘返。一语道破了唐前文化尤其是魏晋文化对浙东唐诗之路形成的影响。
其实,关于魏晋文化对唐诗之路形成的影响,同样是唐代诗人的白居易在《沃洲山禅院记》中就阐述得更为清晰。
地处唐越州剡中的沃洲山,为历史文化名山,东晋时,大批高僧名士胜会于此,佛教大乘般若学在此兴起,形成了六家六宗,为佛教中国化的发祥地。至唐代,大批诗人追慕晋贤,景从云集。高僧白寂然来兹,得元稹襄助,兴建禅院,乞白居易为禅院记。白居易欣然垂文《沃洲山禅院记》,并请刘禹锡书丹,珠联璧合,成就了数百年盛事。
为便于析读,引述全文如下:
沃洲山在剡县南三十里,禅院在沃洲山之阳,天姥岑之阴。南对天台,而华顶、赤城列焉。北对四明,而金庭石鼓介焉。西北有支遁岭,而养马坡、放鹤峰次焉。东南有石桥溪,溪出天台石桥,因名焉。其余卑岩小泉,如祖孙之从父者,不可胜数。东南山水,越为首,剡为面,沃洲天姥为眉目。夫有非常之境,然后有非常之人栖焉。
晋宋以来,因山开洞。厥初有罗汉僧西天竺人白道猷居焉。次有高僧竺法潜、支道林居焉。次有乾、兴、渊、支、遁、开、威、蕴、崇、实、光、识、斐、藏、济、度、逞、印凡十八僧居焉。高士名人有戴逵、王洽、刘恢、许玄度、殷融、郗超、孙绰、桓彦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谢长霞、袁彦伯、王蒙、卫玠、谢万石、蔡叔子、王羲之凡十八人,或游焉,或止焉。故道猷诗云:“连峰数千里,修林带平津。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谢灵运诗云:“瞑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云霓,还期安可寻?”盖人与山相得于一时也。
自齐至唐,兹山寖荒,灵境寂寥,罕有人游。故词人朱放诗云:“月在沃洲山上,人归剡县江边。”刘长卿诗云:“何人住沃洲?”此皆爱而不到者也。大和二年春,有头陀僧白寂然,来游兹山,见道猷支竺遗迹,泉石尽在,依依然如归故乡,恋不能去。时浙东廉使元相国闻之,始为卜筑;次廉使陆中丞知之,助其缮完。三年而禅院成,五年而佛寺立。正殿若干间,斋堂若干间,僧舍若干间。夏腊之僧,岁不下八九十,安居游观之外,日与寂然讨论心要,振起禅风;黑白之徒,附而化者甚众。嗟乎!支竺殁而佛声寝,灵山废而法不作;后数百岁,而寂然继之,岂非时有待而化有缘耶?
六年夏,寂然遣门徒僧常贽,自剡抵洛,持书与图,诣从叔乐天,乞为禅院记云。昔道猷肇开兹山,后寂然嗣兴兹山,今日乐天又垂文兹山,异乎哉!沃洲山与白氏,其世有缘乎?
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简称《沃洲山记》,现结合今天的议题解读试析如下:
一、从地理角度看,沃洲山是浙东的佳景殊胜。白文中写道:“沃洲山在剡县南三十里,禅院在沃洲山之阳,天姥岑之阴。南对天台,而华顶、赤城列焉。北对四明,而金庭石鼓介焉。西北有支遁岭,而养马坡、放鹤峰次焉。东南有石桥溪,溪出天台石桥,因名焉。”据考证,沃洲山因沃洲而名,最早见于梁·慧皎《高僧传》,因东晋高僧支遁买山而隐养马放鹤而名闻天下。沃洲山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沃洲山与天姥山相对,分别是道家的第十五福地和第十六福地,而发源于天台石桥的剡溪上源石桥溪正流经于此,联结着浙东会稽、天台、四明三大名山,为剡中著名山川。对此,白居易的在文中写道:“东南山水越为首,剡为面,沃洲天姥为眉目”。后来,“东南眉目,”成为剡中名山的代名词。唐代诗人来浙东追慕先贤、寻访名山,均从剡溪往来于此。新昌学者竺岳兵先生也正是在这一带发现了浙东唐诗之路。
二、从人文积淀看,沃洲山是浙东的人文名山。沃洲山佳景殊胜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这里有着深厚的、具有不可替代性的文化积淀,吸引着唐代诗人的目光。白文中认为“非常之地,有非常之人栖焉!”并首次有十八高僧、十八名士胜会沃洲的提法。宋嘉泰《会稽志》记载:沃洲山,在县东三十二里。晋白道猷、法深、支遁皆居之。戴、许、王、谢十八人与之游,号为胜会,亦白莲社之比也。千百年来,“沃洲胜会”与兰亭雅集、庐山白莲社齐名,成为六朝剡东文化的代名词。随着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梁·慧皎《高僧传》、梁·萧统《文选》等名著的流布,六朝剡东文化在唐代大放异彩。据统计,《世说新语》总计7.9万字,记载隐居剡东沃洲名士言行的占了1.5万字,相当于五分之一;载入《高僧传》中在剡东创立佛教般若学六家六宗的高僧有竺道潜、支道林等九位高僧;《文选》收录了中国山水诗宗师谢灵运在剡东创作的山水诗,这些都对后世唐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从历史源流看,沃洲山是浙东的唐诗名山。晋宋以来,时过境迁,但沃洲山与唐代诗人又相得一时。文中写道:“自齐至唐,兹山寖荒,灵境寂寥,罕有人游。故词人朱放诗云:月在沃洲山上,人归剡县江边。刘长卿诗云:何人住沃洲?此皆爱而不到者也。”及至唐代,沃洲山一带继晋宋胜会后又进入了新的全盛期,唐代诗人追慕晋贤高风而纷纷经剡溪往来于此,据考证,记载在《全唐诗》2529诗人,其中有450多位往来游历过这一带。《唐才子传》所载八大诗僧,都亲履于此,在《天姥山唐诗三百首》中,“沃洲”一词出现竟有115首之多,跨越初唐、盛唐、中唐与晚唐整个朝代(超过了相邻并齐名的天姥山,出现“天姥”一词的仅29首)。如宋之问、孟浩然、李白、杜甫、崔颢、秦系、罗隐、方干、温庭筠、皮日休等著名诗人,都曾寻访圣地放怀于此。
总之,成就浙东唐诗之路的不仅仅是这里的山山水水,更是山水中蓄厚涵深的文化,而魏晋文化就是最深邃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