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支竺遗风”与唐诗之路——释正涵

佛教传入中国的途径比较多元，前期经典的翻译也比较零散，且不成完整体系。到汉末，以小乘佛经为主，但因为义理、文字、语言生涩难懂，所以没有广泛地流通与传播。后来，支娄迦谶等人翻译的《般若经》的出现，并以“格义”的方式与中国本土的儒道文化相融合，得以广泛的传播与研习，创立了著名的“六家七宗”，使佛教走向了中国化，形成了释儒道为主的中国文化体系。根据史料研究，“格义”概念首见于南朝梁慧皎所著的《高僧传·竺法雅传》，格义和般若学的产生也是佛教中国化的标识。格义就是引用中国固有的思想和概念来比附解释佛教义理，以使人们更易理解并接受佛教。格义和般若学对于早期佛教的发展，甚至是对整个中国佛教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为佛教在中土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佛教通过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寻找佛教与传统文化在义理上的一致性实现了人们对佛教这种外来文化的认可。二是格义一法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开始了佛教中国化的历程。格义一说不仅让早期的中国佛教为中国人接受佛教创造了条件，同时以儒道的理论来比附佛教义理的方法帮助中国人理解佛教义理，从一开始就给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开启了佛教中国化之门。

在“六家七宗”中，有“六家六宗”的创始人在同一时期聚集在新昌（古称剡东）活动，建寺设院，讲经说法，广纳信众，因此新昌也成为当时全国的佛教文化中心，对佛教中国化产生重大的影响。“六家七宗”除了“本无宗”道安本人没有在新昌活动过，其余几宗的创立人，在同一时期都在新昌活动。《高僧传》《世说新语》《出三藏记集》《弘明集》等史料里都有详细的记载。在《世说新语》里记录竺道潜有八处，支遁五十三处，史称“支竺遗风”，还记录了于法开、康法畅、竺法汰等等人的活动。

本无异宗创立人竺道潜在公元308年入东岇山建立东峁寺，前后在新昌生活了三十多年，在公元374圆寂并葬于新昌东岇山。

即色宗创立人支遁约在公元345到新昌首建小岭寺，后建栖光寺，在399年圆寂葬于新昌石城山。学人有孙绰、许询、王濛、谢安等。

于道邃在石城山元化寺立缘会宗，后随师父于法兰（元化寺创建人）一起西行求法，卒于交趾。

于法开在石城山元化寺立识含宗。

释道壹在东岇山立幻化宗，隐岳寺、元化寺、栖光寺是他重要的讲经场所。

竺道蕴，隐居于东峁山，师从竺道潜，立心无义宗。

在同一时期也有了新昌大佛寺（时称隐岳寺）和弥勒大佛，这也为佛像的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史证。

我们有大量的史料和实物依据，可以证明，新昌是佛教中国化的发祥地。

支道林与竺法深当时处于佛学界领袖地位，为朝野所重，晋帝数请赴都讲演，“莫不称善，名动朝野，缁白共钦，长期居剡东”，“买山而隐”的典故形成"支竺遗风"，流韵绵长。信徒追踪问道，络绎不绝，又著述宏富，使剡东偏僻之地，禅风振起，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处于举足轻重地位，为汤用彤先生《两㲼魏晋南北朝佛教史》所关注，并予以浓墨重彩记述。支竺“买山而隐”的典故出自《世说新语·排调》，“支道林因人就深公买印 （岇）山，深公答曰：‘未闻巢、由买山而隐”④。在《高僧传》也有记载，“支遁遣使求买岇山之侧沃洲小岭，欲为幽栖之处。(竺道)潜答曰：‘欲来辄给，岂闻巢、由买山而隐’”。这个典故喻贤士归隐山林，亦用以形容人的才德之高，与唐代诗人的秉性很是符合，因此大量出现在他们的诗作中。如孟浩然《宿立公房》“支遁初求道，深公笑买山”，李白《北山独酌寄韦六》“巢父将许由，未闻买山隐”，白居易《端居咏怀》“从此万缘都摆落，欲携妻子买山居”，蔡京《假节邕交道由吴溪》“停桡横水中，举目孤烟外。借问吴溪人，谁家有山卖”，李涉《山居送僧》“失意因休便买山，白云深处寄柴关”。陆畅《送独孤秀才下第归太白山》“须寻最近碧霄处，拟倩和云买一峰”，朱庆余《归故园》“於焉已是忘机地，何用将金别买山”，杜荀鹤《乱后山居》“从乱移家拟傍山，今来方办买山钱”，齐己《渚宫莫问诗一十五首》“终当学支遁，买取个青山”等。还有同样含义的，如作意买山、支公计、支遁不惜钱、无钱买山、西山买白云、买山、买山巢由笑、买山归老、买山而隐、买山赀、买山钱、买山隐、买峰、买得前山、买青山、卖山、道林钱、钱买山等在唐诗里随处可见。由此可见“支竺遗风”对唐代诗人具有深刻的影响。唐代因政局比较稳定，经济发展，文化气象博大宽容，文人雅士大多也崇尚仙佛，剡东地区不但山水秀丽，而且为六朝佛宗道源，人文渊薮，他们出于对前贤高士的追慕和剡中山水的向往，于是便接踵而至、纷至沓来，这从许多他们写的唐诗中都可以看出来。如李白“入剡寻王许”，杜甫“王谢风流远”，崔颢“谢客文愈盛”，孟浩然“能令许玄度，吟卧不知还”，刘禹锡“自言王谢许同游”。在白居易的《沃洲山禅院记》里专门提到“东南山水，越为首，剡为面，沃洲、天姥为眉目。夫有非常之境，然后有非常之人栖焉”。特别是写到支遁的诗，非常之多，据不完全统计，在全唐诗里写到支遁的诗有二十八首，道林四十九首，沃洲三十二首，支公五十三首，如孟浩然“支公初求道，深公笑买上”，刘长卿“莫买沃洲山，时人已知处”，“沃洲能共隐，不用道林钱”等等。由此可见，“支竺遗风”对唐代诗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诗人入剡游览的背景，动机虽各有不同，但其共性也很清楚。从时代精神说，唐代有博大宽容的文化气象，知识分子以“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为人生乐事；从地域特点说，华夏山川以东南为秀，东南又以剡东为奇；又为六朝佛宗道源，人文渊薮。山川与人物相得益彰，这对唐代诗人产生强大的感召力。所以唐代诗人入剡的共同意向就是：追慕前贤高情，流连剡中山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