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释传实

佛教从西汉晚期到东汉初期传入我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达到兴盛，此后，便随着中国历史发展而进步。新昌大佛寺正是在这一时期（东晋永和345年）开山立寺。那么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外来的佛教文化是怎样融入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中的？两者又有怎样的关联与影响？这是我主要谈的问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仍以翻译佛经为主，但佛教思想日趋与西晋时风行之学说——“玄学”相结合，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即《般若经》越发受到重视。《般若经》是由西晋名僧竺法护历时十多年翻译而成。“般若”意为“智慧”，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合称为“六波罗蜜”，是脱离生死苦恼之方法。《般若经》基本思想是“一切皆空，空即一切。”这与玄学思想有相似之处，迎合了西晋士人尚玄学，尚清谈的意趣。这引起了士人对于佛教的极大兴趣。此后，对于《般若经》研究的士族知识分子层出不穷，一大批著作相继问世，西晋迎来了般若学研究的全盛时期。

对于般若学的研究，当时的新昌已俨然成为其中重要的一处研究中心。在玄学盛行的背景之下，士大夫崇尚“清谈”。并常与名僧交往，承袭了魏晋时期佛玄交融的思想。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说道“然吾人观西晋竺叔兰、支孝龙之风度，东晋康僧渊、帛高座等之事迹，则《老》《庄》清谈、佛教玄学之结合，想必甚早，王、何、嵇、阮之时，佛法或以间为学士所眷顾。”这正是描绘这一现象的写照。玄学清谈和佛教般若学思潮甚至受到东晋帝王的推崇，风靡朝野。在当时形成了佛教著名的“六家七宗”。除道安法师“本无宗”外，其余“六家六宗”创立者都在同时期聚集新昌，建寺讲经，开宗立派，宣说佛法。这是佛教思想与当时期本土文化深入融合的有力印证。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作为一种思想文化，南北政权都对其加以利用。利用佛教的教义和理念，对人民大众进行管理和控制，以强化集权统治。南方统治者重在对佛教教理进行利用。刘宋一代，帝王十分崇佛。到梁武帝萧衍时期可谓达到极盛。唐代诗人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正是描绘这时的南朝景象。

北方统治者对佛教的利用，则表现在国家对佛教的控制上，利用与限制并存，导致佛教依附于政权得以发展。北魏时期，佛教兴盛发展，却出现了道武帝灭佛事件，大量僧尼还俗，寺院损毁。北周武帝时期也出现灭佛事件。但整体并未阻碍佛教进步，反而加强了对于佛教的管理。北魏时期，设立玄昭寺作为管理全国僧众的机构。

我们不得不说，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一种文化，它的发展是惊人的。佛教，在古老的东方，绽放出耀眼的光芒，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佛教文化都以一种特殊的姿态，伴随着中华文明一同前进。